歼八战机是冷战年代苏联空军防卫作战思想的中国产物。“冷战”——人类历史上这种前所未有的战争形式，其实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核冬天”同归于尽的巨大阴影中，一种彼此恐惧又不甘屈服的无奈选择。核武器是军事史上迄今为止唯一可以颠覆“手段服从目的”的传统战争学说的畸形武器，由这种畸形武器直接导致畸形的战争状态，由此又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军事学说和军备发展思路。中国虽然于冷战的后半期退出美苏两大阵营的集团对峙，但由于此时世界已经从政治和军事上被一分为二，中国无力撑起单独一极，反而面临两面夹击的战略处境，故中国军事思想无法置身“冷战”局外而自成一统。在世界各大国为应付冷战年代现实军事威胁而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时，中国也参照其他大国的做法，针对自己的情况，开始了包括歼八在内的一系列新型主战装备的研制。

 

美国于1945年8月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本意就是一箭双雕，杀鸡儆猴，警告斯大林不要试图与美国争夺二战战利品和对世界的领导权。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在促使顽固的日本人签署投降书方面直接的心理作用，运载这种武器的远程重型轰炸机因此也被称为“战略轰炸机”，这一称呼延续至今。日本长崎和广岛的废墟，让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算术就知道需要多少架战略轰炸机和核弹，可以得到胜利；而如果要使国家免于核武器打击，只要能够将敌方远程轰炸机拦截在国境之外即可。正像一则笑话所说的那样，杀鸡给猴看的结果是猴子也学会了杀鸡，苏联于1947年也试验成功了原子弹。美国一改最初的傲慢，惊慌失措起来。无情战争的恶本能，在你死我活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发酵下，先是政治家和军人，继尔是整个国家及其国际追随者，然后是整个世界，迅速而不能自已地逼近疯狂。于是，匍匐在二战的硝烟里没有片刻的喘息，美苏及其所属的北约和华约集团，就展开了最初的军备竞赛：战略轰炸机、核弹以及用于护航和拦截的歼击机群。

 

随着20世纪60年代超音速战机在苏联率先问世，双方同时想到以最快的速度，将从高空入侵的敌方战略轰炸机拦截在领空之外。专职的截击机应运而生：苏联是苏-9、苏-11、苏-15；美国是F-102、F-103、F-106。

 

整个冷战年代，双方总体军事对峙的形势是：地面上——主要是欧洲方向，苏军呈进攻态势——苏军的坦克是北约坦克数量的3倍；而在空中，北约则呈进攻态势。（据不久前解密的资料，苏联曾经有用189颗核弹荡平欧洲，然后以装甲集团横扫北约的计划；当然美国和北约也有从空中将苏联全部变成灰烬的打算。）以美、苏两国的空中态势论，美国以美、日、韩、澳联盟为支撑，利用设在这些国家的空军基地和6艘左右的重型航母，从东边伸出一只巨大的拳头，同时，欧洲各国也落满了美制战略轰炸机；此外，美国还可以从自己的本土直接出击。相比之下，只有从北极越过加拿大攻击美国一条路线。

 

由于谁都无法跳出“相互确保摧毁” 的核魔咒，双方的轰炸机群始终没有飞临对方的头顶，倒是美国凭借领先的航空优势，率先研制出U-2战略侦察机。这种飞机依仗高空高速，在苏联和华约国家上空如入无人之境。双方基本军事平衡的脆弱平静，就此被打破。

 

总体态势的不利和现实威胁的逼近，让苏联自然而然地被置于空中防守的地位。苏联虽研制出萨姆-1高空地空导弹，但笨重的系统，低下的机动能力相对于广袤的国土和行踪不定的美战略侦察机，实在力不从心。研制高空、高速，具有大区域面防空能力截击机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强。

对空军使用有着独特体会和见解的美国及西方军政首脑们，巧妙地、无声无形地占据了空中进攻的态势，迫使苏联空中军备发展思路，沿着违背空军特性的方向走下去。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朝鲜战争的“加热”，冷战迅速升温。美国已经感觉出空中进攻性军事大战略布局带来的巨大好处：苏联以战略轰炸机为主发起空中进攻的威胁已不足为虑。加之超音速技术的普及，歼击机已可承担必要情况下的拦截任务，于是专职截击机的发展被立即叫停，多用途战机的研制成为空军装备的主要考虑，在兼顾速度的同时，突防、压制，成为主要的战术指标。F-111就是这个时期美国空中作战思想的产物。

 

F-111曾经是20世纪七十年代速度最快、航程最远、载弹量最大、突防能力最强的战斗轰炸机。当时盛行于西方的主流战略，是以核攻击对付苏联的大规模核打击，无论是战略级还是战术级。所以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将大部分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到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建设上，著名的B-52就是这时诞生的。美空军战术司令部不甘示弱，也提出了一种双座、全天候、短距起降、最大速度M2.5、外挂4.5吨常规弹药以及内部弹仓可挂454公斤核弹，名为“试验性战术战斗机”（TFX）的项目。

 

正好美国海军此时也在探索一种配备远程雷达和远程空空导弹的大型超音速截击机，用于保护航母编队免遭苏联远程轰炸机和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打击。在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越战后期美军总司令)的撮合下，TFX成为了空军海军联合项目，其机体和发动机通用，而机载设备各异。1961年12月， TFX计划被定义为空军的F-111A超音速精确攻击机和海军的F-111B重型远程超音速舰载截击机。

 

1964年10月，第一架F-111A生产完毕，麦克纳马拉在出厂仪式上说：“在航空历史上，我们首次拥有了一种有运输机般的航程、轰炸机般载弹量和续航力、战斗机般敏捷身手的飞机。”1968年3月，6架F-111A派驻泰国基地，开始在越南战场进行实战检验，共出击55架次，每架F-111A的投弹量相当于5架F-4，并且不需要电子战机和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保障。在克服了一系列技术缺陷后，1972年10月F-111A再次投入越南战场。6个月里，F-111A在最恶劣的天气、最强大的防空体系中执行了4000架次的任务，损失率仅仅0.15%。苏式防空导弹和高炮均对低空高速的F-111A无可奈何。

 

越战证明，F-111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生存能力最高的战斗轰炸机。它不仅能作为战术核攻击机，还能够携带大量的常规弹药，执行战场阻断、近距空中支援和战略轰炸等任务，其极限载弹量达16吨(最多挂50枚340公斤攻击炸弹，或者26枚454公斤炸弹)，是一般战术飞机的2.5倍，高空冲刺速度达到M2.6，低空冲刺速度也能达到M1.2，远胜于苏联同级别的苏-24。即使在今天，西方也没有任何一款战术飞机在载弹量和速度方面超过F-111。据计算，综合航程和载弹量等因素，1架F-111的对地攻击效能相当于3架F-16C。需要制空战机F-15C、反雷达的F-16CJ和电磁压制的EA-6B协同作战才能完成的战场突击任务，系统完备、武器齐全的F-111一身便可担当。

 

到70年代中期，美军开始淘汰其亚音速的EB-66/RB-66防区外电子战飞机，将40架F-111A改造为EF-111A电子战机。EF-111A的弹舱内容纳了10台独立的干扰发射机，其效能是海军EA-6B的2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精确打击战术的推广，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对其F-111F进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改进——弹舱内加装AVQ-26铺路钉热成像观瞄/激光指示系统，使之能够使用各种激光制导炸弹和电视制导炸弹，作战效能得到了本质上的提高。澳大利亚通过硬件升级还获得了AGM-84鱼叉反舰导弹的发射能力。

 

1986年是F-111最风光的一年。这场震惊世界的万里空中大奔袭，似乎就是专门为F-111这种远程、重载、高速的战斗轰炸机而设计的。美空军第48飞行大队的F-111F从英国起飞，经过4800多公里的远航，横跨欧洲大陆并飞到中亚地区，成功地支援了海军舰载机部队对利比亚的外科手术式的袭击。EF-111A也对该次作战提供的强有力的电子战支援。美军对F-111F的轰炸效果相当满意。

越南战争的实践，让美国对于空中战争趋势的判断更加自信。而F-111战机的表现证明，美国继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取得总体优势之后，在战术飞机上也大幅度领先苏联。借助强大的机械工业和新兴电子技术的领先，除了加速研制多用途新型战斗轰炸机F-15、F-16、F-18外，1976年美国还制订了一个称霸21世纪天空的“黑计划”——即隐形飞机计划。

 

尼克松在越战后期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1999，不战而胜》。如果说冷战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个拖垮苏联的超级政治阴谋，军备竞赛就是这个阴谋的核心，而空中军备竞赛又是这核心中重要的一环。

为了让苏联在错误道路走得更远，美国不停地在高空、高速方面创造技术记录，但却只在战略侦察机上应用且只少量生产，如SR71，诱使苏联把军事航空的着重点和大量航空研制经费，投在对未来空中战争几无用处的截击机上。苏联果然上当，米格23之后，是米格25，图-128-138-148系列，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研制出近乎完美的重型截击机米格31。但这时世界政治形势正酝酿巨变，苏联帝国已经濒临末日。

 

苏联采取紧逼盯人的篮球战术，一边盯住美国的战略侦察机大力研制新型截击机，另一边还瞄准美国的多用途战机一对一“厮杀”：米格29对F-16，苏-27对F-15，热火朝天地“赛”起来。但由于被美国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苏联空军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以至于苏军在第三代战机平台上虽然基本上赶上美军，但在预警机和空中指挥自动化系统方面，则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双方在军事航空领域并驾齐驱你追我赶地拼了40多年，苏联终于败下阵来。到20世纪末，美国新一代空战平台——隐形飞机问世，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连追赶平台的力气也几乎耗尽。就如苏联的垮台不仅仅是经济原因一样，苏联在军事航空方面的落后，也不仅仅是技术原因。对空军军种本性的认识，对自身战略的理解，对对手真实意图的判断，才是今天俄罗斯在军事航空和空军理论方面落后的根本原因。

 

美、苏在军事航空方面的角力，深刻地影响了未曾进行过大规模空中战争的中国空军，连带地也影响了以军品生产为主的整个中国航空工业。

 

 

新中国空军是苏联空军之“子”，“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

朝鲜战争之初，苏联空军像老鹰带小鹰一样，领着速成型的中国空军与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展开格斗。无论装备、技术或战术，中国空军都是深得苏联空军真传的第一个。

 

苏联是大陆军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和英、美等西方国家将空军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军种的理解不一样，苏军将空军的作用限定在掩护支援陆军上。半是出于传统因由，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执，苏联解决反对杜黑理论，既不像美、英那样重视轰炸机对敌国深远后方的战略进攻，也不像德国那样注重强击机对敌地面目标的直接摧毁和压制，而格外注重歼击机——空中格斗客观上也比较符合苏联人尚武的民族特性。

 

所有这些，都完整无缺地遗传给了中国空军。

中国空军在朝鲜战争的三年空战中，只对一个小孤岛进行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术轰炸，而使用强击机突击“联合国军”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超过99%的空战都是空中格斗。就战术水平而言，基本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歼击机诞生时的状况。中国空军对这场被世界称为“喷气机首次大规模空战”的总结，迄今仍基本停留在对英雄主义的浪漫颂扬和局部战术胜利的满足，而鲜有客观、冷静、全面的学术探讨。这也和“一战”后的情形类似。

 

和中国几千年的陆军传统完备的战略战术，以及解放军漫长而壮观的发展史比起来，朝鲜战场上这点极其有限的空战经验，当然不足以成为中国空军立军的理论基础。但紧接着朝鲜战争结束而到来的更加严峻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中苏反目、中印冲突、中美交火，让中国四面受敌，难有喘息之机以从容反思。中国空军就这样在苏军老师和自己有限经验的引导，和迫在眉睫黑云压城形势的逼迫下，沿着防空军的方向走下去了。由于深受苏联技术、战术的影响，中国空军的思维惯性并没有因为中苏政治关系的彻底破裂而停顿，反而陷入了苏联对美国的战术怪圈：试图在模仿中超越，却只能在超越中模仿。歼八及其系列改进形的诞生，就是中国空军这一建军思路走向极端的证明。

 

中苏蜜月期，中国担忧的是美、蒋的空中骚扰；中苏反目之后，中国担忧的是苏联战略轰炸机和前线航空兵的歼击机。和美国优越的空中进攻态势不一样，中国无论地面还是空中，都处在苏军直接的沉重战略压力下。这一压力，导致中国军队的整个军事方针“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全党、全军、全面都备战备荒，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行政体系无不因此改变，军事工业体系更不待言。可以说，美国人卸下的战略负担，被中国自己主动地担了起来。解放军三军武器装备，都围绕这一战略方针设计制造，歼八只不过那个时代中国军备思想的一个空中缩影而已。

 

朝鲜战争的意外失败，让美国对新中国忽然心生恐惧。而新中国由于受尽美国的核讹诈，朝鲜战争之后，更倾举国之力研制原子弹。这反过来又大大地刺激了美国的神经。利用蒋介石急于反攻大陆的心理，美国一面假手国民党空军驾驶美制高空侦察机深入中国西北腹地，搜集军事情报，一面出于对东南亚势力范围失守的忧心，寻机发动了越南战争，从战略上封锁中国。

从东南到西南，整个南部中国天空一片告急之声。空军司令刘亚楼曾亲赴一线，共同协商以歼六击落越境骚扰的无人战术侦察机，但对于U-2等高空战略侦察机，即使引进苏联最新型的米格-21也无可奈何。中国虽然也引进了苏联的“萨姆-1/2”地空导弹，但出于和苏联防空军同样的机动不便的原因，不得不动起研制新型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念头。

 

此时——1965年，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歼六刚仿制成功，歼七的仿制刚提上日程，研制歼八的计划就得到批准。

 

在新飞机研制的几套方案中，航空研究院最后首肯了沈阳飞机设计所提出的设计思想：突出高空高速性能，增大航程，提高爬升率和加强火力。

经过反复论证，航空工业部门认为，按照“摸着石头过河、初战必胜” 循序渐进的思想，以歼-7为基础进行改进的方案最可行，决定采用与米格-21类似的“机头进气”方案，外形则参照米格-21，不作大的改动，采用大后掠角、小展弦比、薄三角翼、下平尾、双腹鳍的空气动力学布局形式；选用两台涡喷-7甲发动机为动力。

 

1969年7月5日，从外观上看几乎就是歼七放大版的歼八成功首飞。但接着一系列技术难题和政治困绕，让研制进度慢了下来，直到1979年12月31日才设计定型。一年后，被北约赋予编号“长须鲸”的歼八飞机开始装备部队。但此时中美已经建交，歼八在设计时准备拦截的美国高空侦察机早已不见了踪影，而中苏不和却已经20余年，其冰冷程度远远超过苏、美和中美之间。特别由于中国刚刚开始的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使中苏军事对抗形势自十年前珍宝岛冲突结束以来，再一次升高到战略层面。在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准星都瞄向苏联的时候，刚刚问世的歼八，也不得不不掉转机头，对准苏联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和为其护航的最新型战斗机米格-23。

 

于是，歼八原型（白天型）机进行了第一次改进，安装火控雷达等十一项电子设备；舱盖、座椅、氧气系统和组合仪表重新设计；武器系统改装为23-Ⅲ型双管航炮、挂装4枚霹雳-2乙近距格斗导弹或4组火箭。改进后的飞机称歼八I型，又称歼-8全天候，于1985年7月定型。

 

歼八I问世的时候，中国已经结束文革，大开国门改革开放。中国军队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建设，中国空军第一次回过头来打量世界空军，发现此时世界各国战斗机主流设计思想，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再追求“更高、更快”，而是注重中低空机动性能，完善机载电子设备、武器和火控系统。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沈飞公司在歼八I的基础上再次立项研制歼八Ⅱ飞机。

 

歼八Ⅱ采用两侧进气方式，这也是该机与歼歼八I最大的外观区别。这一改进为加装大型火控雷达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同时，歼八Ⅱ还换装了两台涡喷-13A双转子发动机，增加了推力。

1984年6月12日，歼八Ⅱ原型机首飞成功，88年10月设计定型。

 

歼八Ⅱ具有发射超视距空空导弹的能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在歼八Ⅱ的基础上，随着中国航空领域新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空军的战术需求，该机又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迄今已有歼八III/D/E/F/ /H/M等众多型号问世。

 

和同时代战机相比，歼八（系列）飞机最大的不幸，是没有参加过一次实战，因此也无法验其作战性能的优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歼八内在历史价值的肯定。

 

歼八诞生于内忧外患的年代，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外部世界两大国际政治集团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内部文革对航空工业和军队——空军的全面冲击，在此情况下，歼八没有胎死腹中，并且还艰难问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想一下那一曲令人仰天长叹的运十悲歌，就能够领会了。

 

中国无论轰炸机还是直升机，在引进苏制飞机并仿制后，几乎都后继无“机”，强击机在歼六的基础上改造成强五之后亦然，惟有歼八在歼六、歼七后面冲出来了。这也是中国航空人跨时空的成功突围。歼八（系列）是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航空工业100%自主研制生产的唯一一种战机，即使现在刚刚装备或准备装备的几种国产战机，也不敢如此夸口。客观上，美、苏的封锁，迫使中国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主观上，中国仅凭有限的经验和脆弱的工业基础，就敢于瞄准当时世界军机最高性能指标，研制新型战机，屡败屡战直至成功。这种不迷信国外，不自暴自弃，敢争天下先、不折不挠的精神——我称之为歼八精神，是值得认真挖掘、大力宏扬的。

 

歼八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延续。这样说并不是牵强附会。美国作协主席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到：“长征是一曲举世无双的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歼八的问世难道不也是中国军事航空工业“求生存的凯歌”？长征精神是一个民族奋进不息的引擎，靠着这种精神的强大推动，中国以神奇的步伐迈向更远、更高。歼八和同时代的两弹一星就是同一个奇迹、同一种精神的再现和延伸。歼八精神，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空军英雄气概的再一次焕发。50多年前，人民空军从初教机，跳过中教机和高教机，直接到喷气式战斗机，速成上阵，实现了震惊世界的奇迹，也使新中国空军“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军强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空军只用了十几年，就追上了西方空军40年的发展水平，靠的就是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实现跨越式发展。歼八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航空领域里的体现。中国航空的出路在自研，而中国航空自研努力之始在歼八。在歼八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航空工业所有最新科技成果，如大面积使用复合材料，发动机改进，防雷击、防静电火焰喷铝等不少技术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毫不夸张地说，歼八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第一座里程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在歼八的起飞线上，腾起了此后的歼十、“飞豹”和“枭龙”。

 

当很多人一再关注欧盟是否对华售武解禁并为此患得患失时，我很不以为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年的原子弹、卫星、运载火箭可以引进，中国会有今天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地位吗？在当年如此困境中，中国居然可以成就两弹一星的壮举，今天中国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关键是要有那股“英雄气”在！

 

未来中国追赶世界航空先进水平，仍需要发扬歼八精神，重鼓那股“英雄气”。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远比歼八年代宽松得多，但越是在国外先进技术触手可及的条件下，越应该特别注意引进、仿制与自研的关系。把大量的外汇，用于成品的大量购买是不明智的，但引进其生产技术大批仿制是否就是赶超的捷径？——歼六、歼七的教训证明，全盘引进、大批仿制，虽然可解一时燃眉之急，但从长远看只能孳生爬行主义，永远跟在被引进（仿制）国后面。这一点从四十年后，我们还在改进歼七就能看出来。而从虽然勇敢地冲出，仍然沿袭别人思路的歼八身上，看得更清楚。今天沈飞在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装配苏-27。如果从歼五算起来，中国航空工业的这个老基地，除去歼八研制生产的二十多年，几乎一直在扮演苏（俄）战机海外生产车间的角色。

 

在今天沈飞集团的大门前，有一架实物歼八Ⅱ作为雕塑，锈迹斑斑地凌空展翅。也许沈飞是想说：机体可以锈蚀，但精神永远在冲刺。希望在未来某个不太久远的时间里，那架生锈的歼八Ⅱ可以凤凰陧磐般地复活，为中国空军孵化出一只完全拥有本族血统的铁翼雄鹰来。

 

如果说歼八的价值多是抽象上的，歼八的教训则都是在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中，直观地呈现着的。

 

歼八系列的研制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应急思想的产物，后来的改进型一直没有摆脱“应急”的痕迹。原型机瞄准的是美制高空侦察机，后来的歼八Ⅱ则是瞄准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和米格23战斗机。结果当原型机和改进型出来的时候，原来针对的对手，都已经退役；于是又瞄准眼前新的对手，试图与最初设计时完全没有考虑的F-15、F-16和幻影-2000进行空战。经过不停地改进，到今天，某些技术性能自认为接近新对手了，可以设计定型投入生产了，却传来美国F-22A服役，F-15、F-16大批退出现役的消息。历史上那种试图连续“超车”，却总是落在后面的尴尬局面再一次出现。我不知道，现在有关部门是不是又在改进歼八，以对付F-22A？

 

从歼八的身上，中国空军应该反思：研制下一代新型战机的时候，依据眼前现实空中威胁的思路是否正确？应该不应该打出一定的提前量？打出多大的提前量？这种反思对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是直接的：比如，现今美国的F-22、B-2隐形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已服役，我下一代飞机应该怎么设计？如果针对眼前F-22、B-2，等我之隐形战机问世，则别人的新一代战机又问世了。如此，总有20-30年的时间差，我们永远也追不上。战斗机格斗中有个术语叫“切半径”，我们始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歼八上出现的过的问题，今天在歼十上似乎又有重现的迹象：当我以克制F-16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歼十开始定型装备部队时，F-16正大批退出美空军作战系列。原来装备F-16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纷纷计划装备F-35。当我歼十大批成军的时候，东亚地区的主战飞机将基本实现隐形化（包括隐形无人战斗机）——这一点从《美国空军2020构想》和许多国家公开的空军装备计划就可以知道。显然，这是歼十设计之时没有料到的，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怎么办？当年歼八问世时面对的难题，现在又摆在了歼十面前。当然，我发展歼十并非是准备与美国空军作战。但作为新一代主战装备，毫无疑问必须瞄准世界最高水准，否则就只能处在“代差”的状态。自越战之后，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战略境界：不再使用同时代的武器平台，进行对称、对等式的格斗作战。或者在和平发展中，把对手甩到一代以后；或者在战争中以系统对系统。不对称作战的思路，几乎贯穿到与军事有关的各个方面。中国军机使用和研制部门，一定要明了美国这一战略思维方式。历史上美国一直引领世界航空发展潮流，未来很长时间这一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把准了美国的脉搏，就是握住了世界航空发展的潮流。而要把准美国的脉搏，首先就要揣摩透美国人的心思。

 

据说中国航空部门又在设计第四代战机，希望歼八、歼十的“学费”没有白交。根据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现状，一代新机一般需要15-20年的时间问世。那么，第四代战机的技战术指标，是应该针对美国现已装备的F-22A呢，还是应该针对15-20年后美国未来战机的指标？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长期以来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习惯性思维，那就是在设想我未来战机的性能时，假定别人的航空技术是静止不动的，像寓言中的那只兔子一样睡在那里，等着我们这只“乌龟”爬过去。

 

几天前看到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关于中国研制第四代隐形战机的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就在这则消息里出现了。文章说：将在2015年装备中国新型隐形战机，不仅外形“有点类似”F-22，其超音速巡航等等技术性能指标（概念阶段）也类似美国F-22。如果英国人的猜测是真的，试问：当中国的第四代战机问世时，真能与它设计计划时的F-22空战吗？美国人会这样做吗？我猜想在我们对准F-22A设计第四代战斗机的时候，美国人一定没有终止战斗机的发展计划，而在思考2015年将使用什么飞机作战。这个新飞机——我暂且称之为F-2015——的图纸就在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的保密柜里，它才是我们第四代机的作战对手！我们今天瞄准F-22的超音速巡航，到时候美国会不会用已经实验成功的超八倍音速技术？会不会使用太空轨道？我们瞄准F-22的内置弹舱挂载空空导弹，那时候的F-2015会不会装备激光炮、电脑枪？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再走上歼八修修补补不停追赶不停落后的老路吗？如果不这样，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路可走？更重要的是：在隐形空军时代，还会不会有隐形战机之间的空战？不知道新一代中国战机的设计和准备使用者，是否都已经拉直了这些问号。

 

哲学家说：世界上最笨的人是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的人。在中国战机发展史上，我们绊倒过何止两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歼八不远，在四十年之前。

 

当然，会有人反驳我：中国没有美国的那些先进技术储备，不能好高务远，瞄准“F-2015”。可是，我们也没有F-22那样的技术储备，那我们为什么要赶超F-22？

 

歼八研制的历程，暴露出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薄弱的病根。这一弱点，苛刻地要求中国空军战略科研部门和航空工业技术设计部门，不能出现方向性的战略错误。歼八从设计到勉强符合当代作战要求，经历20余年，沥沥拉拉，羊拉屎一般。这一状况，迄今没有根本改观。美、苏（俄）失误了可以一切扔掉，另起炉灶从头再来——美国就是发现F-4对付不了米格21，才立即研制F-16、F-18的；苏联当年就是发现苏-15对付不了F-15才立即开始研制苏-27的。中国则不行。中国没有这样做的资本。中国如果扔了歼八将一无所有。这也是歼八同时代战机苏-11、苏-15，米格21、米格23，F-4、F-106、F-111等多已经退役，而歼八仍在不停改进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述战争指导时有一句战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在军用飞机的设计上，这句话完全适用。每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军队的作战对手不同，战争方式也不相同，因此，武器发展思路也不应该一样。

 

这一点，瑞典战机的发展，就值得中国学习。

 

瑞典的超音速战斗机的发展是从J35“龙”式开始的。和中国一样，J35“龙”最初也是针对前苏联空军的威胁而发展的截击机。和中国一样，瑞典也看到了苏联战略轰炸机的威胁，所以要求研制出的截击机，可以拦截高空高速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不低于1.4马赫。但是，瑞典空军的战略视野要比中国空军宽广，他们同时还看到了苏联整体性强大的军事力量，认为瑞典军队根本不可能顶住其第一波攻击。如此，快速反应、极力减少损失和在恶劣的环境中增强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持续反击能力，就成为与高空、高速性能同时重要的考虑。为了快速反应，要缩短起降距离，能够快速起飞；为了避免遭受一次性毁灭打击，要能够分散隐蔽部署，因此要求截击机应该具有从公路起飞的能力，从而可以利用瑞典发达的公路设施。为了能够持续抗战，飞机构造不能过于复杂，要易于维护、价格低廉、操纵简单。根据上述总体战略要求，无尾双三角翼的J35“龙”全天候战斗机于1955年10月25日首飞成功，并于1960年3月正式进入瑞典空军服役。之后，又连续成功研制出五种改进后续型号。从1955年至1972年J35“龙”系列截击机共制造了612架，还出口到到丹麦、芬兰和奥地利。

 

最重要的是，J35“龙”的研制奠定了瑞典战斗机发展的基础，在美、俄、英、法等传统航空大国垄断的军事航空领域，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之后，沿着J35“龙”的设计思想，瑞典又成功延续发展出AJ37“雷”鸭式布局多用途战斗机和最新型JAS39“鹰狮”轻型多用途战斗机。令瑞典感到自豪的是，最新型JAS39“鹰狮”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服役的第四代（瑞典自己的标准）战斗机。不久前，印度购买21世纪的战机，还将瑞典的JAS39“鹰狮”纳入考虑范围。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歼八系列一架也没有卖出去，歼八的研发也没有对歼十的问世有任何技术和经验贡献，教训倒是一大堆，可又没有被充分吸取。这不是以一句物质基础薄弱就可以解释得了的。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即使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也不会比瑞典差啊！

 

文革后期，中国空军司令吴法宪喊出“歼六万岁”“歼六打遍天下”。在当时世界各先进国家都在准备研制第三代战机时，中国空军却催促航空工业造出了一只“大麻雀”——歼12，某元帅还以诗意的赞许称之为“空中李向阳”。结果由于机体小，航程近且不能装雷达，连“二战”时的一些战机性能都不及，终成儿戏。中国空军那时的战略视野于此可见一斑。如此，在J35“龙”之后发展，却远不及J35“龙”战机成功的歼八，成为今天中国空军攥在手里的历史“鸡肋”，又有什么奇怪？

 

往者已矣，来着可追。在新军事变革中前进的中国空军和军事航空工业，既不应该学美，也不应该学俄，而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还以我第四代机的设计为例：我认为有关部门设计之前，首先应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20年后反隐形技术的发展如何？能否克制隐形技术？如可以，则我完全可以跳过这一阶段发展后隐形时代的飞机；如不能，则我发展隐形机的战略、战术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进行空战还是为了进行空袭？中国整体军事战略是怎样赋予空军战役和战术使命的？20年后我军会前进到什么地步，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将有怎样的提高？作为飞机平台，能否与空军整个作战体系相协调？自古不足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从整体上把问题思考清楚，是不会在局部上执行正确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歼八研发的历程，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中国古训。希望这一古训就在歼八上终结吧。

 

 

中国航空工业是苏联时期打下的物质基础，不幸的是，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在这里也得到了证明：中国军机设计人员的思路，也与苏联一脉相乘。看看歼八的原型机和改进型歼八Ⅱ的外观就知道了。前者酷似歼七的放大，后者则与苏-15难分彼此。如果说歼六、歼七中国空军的苏联“养子”，则歼八可说是中苏空军战机发展的“混血儿”。

 

在中国空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般地提出新型飞机的技、战术要求时，中国航空工业设计部门的思维，不仅只在技术数据的框子里打转，还只盯着苏联战机的设计寻找灵感。中国航空科研人员，绝不缺少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但最后总是像一个学徒似的，由于实力不济没有主见，闯荡半天最后又回到师傅身边。

 

本来在临摹型的歼八研制的同时，还有一个革新式的歼九研制计划也同步展开。

 

1960年末至1961年春，为了缓解与美国对峙的巨大压力，赫鲁晓夫以向中国赠售米格21战斗机，表达了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但仅仅过了一个夏天，在1961年秋苏共召开22大时，因中国反对批判斯大林中苏再度闹翻并彻底决裂。由于毛泽东的倔强个性和新中国缺乏外交经验，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从此失去强大的外部技术支持和最新装备来源。中国空军军备发展，此后不得不走上大批仿制和改进歼六道路，同时以米格21战斗机（被中国空军冠“歼7”编号）为起点，开始了自己设计发展战斗机。

 

在1964年10月召开的“米格一21和伊尔-28改进改型预备会”上，沈阳飞机研究所曾经提出了米格-21的两种改型方案：一是米格21渐改型，飞机气动外形参照米格-21飞机只是发动机则由单变双；二是米格21大改型：采用机身两侧进气模式，以留出机头空间安排新型机载雷达，发动机则继续采用单发布局，为保证足够的动力以满足飞行性能，发动机选用沈阳所新设计的推力为8500千克的加力式涡轮风扇发动机——即涡扇6。从最初的设计指标上看，两种方案的飞行性能均与美国的F-4B相当，即升限20000米，最大马赫数2．2，基本航程l600千米，重量约10吨。两种方案各有优劣，但考虑到当时国际航空业上对于涡扇发动机的研究刚刚起步，我国航空业仅具有仿制和改进苏式涡喷发动机的经验，出于新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可能会因此而延误的担心，多数人同意以米格-21为原型机搞双发设计的第一方案，最后，由德高望重的钱学森一锤定音。这就是歼八。

 

虽然如此，考虑到技术储备的需要，同时也抱着为部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可能的良好动机，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在进行歼八战机研制的同时，在小范围内开展对于新型单发战斗机、涡扇发动机和PL—4型中程空空导弹的技术论证工作。

 

这个“新型单发战斗机”就是歼九。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和设想——特别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完全有可能在继承、借鉴苏式飞机设计思想的基础上，搞出自己的东西，从而尽早踏上自主创新之路。

 

1965年，航空工业某主管部门下达《关于开展歼九飞机方案设计》的通知，要求对两个方案进行论证和比较：1、突出歼击性能，兼顾截击作战和对付低空高速目标，最大马赫数2.3左右，升限20000米左右，航程要大，作战半径大于450千米。2、突出截击性能，兼顾歼击作战，最大马赫数2.4～2.5，升限21～22千米，作战半径350千米。飞机总重量则要求控制在14吨左右。后上级决定按第一方案研制歼九，并在设计指标上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最大马赫数2．4，升限21000米，最大爬升率200米/秒，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续航时间3小时。

 

由于歼九在设计之初便被设定为米格21的大改型，在对苏联技术继承性上要低得多，但同时因为创新成分加大，却也增加了研制难度。而由于中国空军对性能指标的不断更改，使航空工业的研发部门被迫一再修改设计方案，客观上也对歼九的正常研发造成了不小的人为困绕。直到1968年3月，才最后决定采用V方案（即两侧进气的无尾三角翼飞机，外形上和法国“幻影”系列战机和瑞典的J35“龙”颇为相似）。由于文革年代的政治狂热，新方案刚敲定，却又提出力争1969年十月一日前把歼九送上天，向国庆20周年献礼。终因时间仓促，不少技术问题难以克服，V方案不仅没有提前上天，还被迫提前下马。

 

1969年10月10日，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决定继续研制歼九，并决定先试制两侧进气的正常布局三角翼——即歼九 IV方案（颇类似后来的歼八II），要求1971年底上天。正当各项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并取得较大进展时，1970年6月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又对歼九的性能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活动半径900～1000千米，重量13吨，使用过载8g，升限25000米，飞行马赫数2.5。即通常所说的“双二五“方案。到11月，空军领导对正在研制中的歼九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双25太小，双28太高，应该是双26，即最大使用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如此，歼九原有布局均不能满足这一新要求，不得不再次对气动布局进行重新设计。一切又重新开始。 　　

 

经过反复的“科学折腾”，歼九终于最后选定鸭式布局，腹部或两侧进气的方案，称之为歼九VI。这个方案很大胆。此时，世界上第一种采用鸭式布局的瑞典的AJ37“雷”式战斗机还没有服役。在歼九VI方案中，体现了中国航空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才智。可惜的是，航空工业的基础实在薄弱，配套设施无法跟进。由于涡扇6发动机性能不过关，“双二六”标准仍显太高，歼九又一次趴窝。

1975年歼九研制指标适当下调，1976年初据此形成歼九VI—Ⅱ方案，仍保持了歼九VI的鸭式布局，但加装了一部205雷达，探测距离60～70千米，跟踪距离45～52千米。主要武器为4枚PL-4拦射导弹，该导弹按导引头不同分为两种型号——半主动雷达型PL-4A，最大射程18千米，被动红外型PL-4B，最大有效射程8千米。如此，歼九VI—Ⅱ在各种性能指标上，都大大超过歼八方案，事实上已经具备和美国F—14等早期第三代战机正面抗衡的能力。如果后来歼九研制顺利按时问世的话，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将拥有自主开发的第一种达到国际标准的第三代战斗机，而不是等到21世纪初由歼十来填补这一空白，中国空军将一举赢得20多年的时间！

 

非常可惜是，由于中国航空工业落后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低效的生产机制，无法实践新型的设计思想。研制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困难，导致进展缓慢，有关部门因此产生畏难情绪。更主要的，1978年，由于某所承担的歼7Ⅲ设计发图工作要求紧迫，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歼九VI—Ⅱ的研制工作开始收缩。1980年，为贯彻国家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歼九的研制工作全部中止。

 

歼七“击落”歼九，模仿战胜创新，大有希望的一代新型战机就这样胎死腹中。

 

同一时期，试图撇开苏式血统的强五另起炉灶的强六也和歼九一样，“死得很难看”。很多人知道中国航空史的运十悲歌，岂不知歼九悲歌和强六悲歌一样惊心动魄。

 

转了一个大圈，经过了一番近乎可歌可泣的努力之后，中国航空工业终于又回到了因袭苏制飞机的老路上。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技术和物质基础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拿来主义的懒惰心理、爬行主义的倚赖心理和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作祟。即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被奉为时代精神的当年，这些负面的东西，依然顽固地附着在某些人潜意识的深处。正是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歼九摇篮夭折、强六功败垂成、运十已茁壮降生又被活活扼死，而歼八虽然顽强苟活，却先天不足。也许我们今天拷问这一页并不久远的历史显得不厚道，但看看今天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仍在大力引进和仿制俄式战机，并翘首期盼欧盟武售解禁的样子，又似乎如骨鲠在喉。

 

我曾经称颂过歼八精神，那是从阳光下的正面看过去中国航空工业部门闪光的部分。在歼九死胎的尸骸上，投射着的是歼八精神的阴影。

 

无论中国空军还是中国航空工业部门，都知道“自己孩子”歼八II先天不足的诸多“生理缺陷”，于是，利用中美良好的政治关系，想为其做一番洋手术。众所周知，1986年中国与美国政府达成“和平典范”的军事合作计划，同前格鲁曼公司合作改良50架歼八II。该计划主要内容是，将F－16AB战机用的ANAPG－66雷达和机载设备整合到歼八II上，并加翼前缘襟翼，以提高飞机的空中转向能力，使用结构油箱以增大飞机航程。双方还就采用F404涡扇发动机改良歼八II展开谈判。美方声称，经过美国先进技术整和后的歼八II，其基本性能将与F－16早期型号相当。海外推测中国空军希望在最新型的歼十战机服役前，最终用150架经过美国技术改装后的歼八装备1至2个航空兵师，部署在中苏边境附近以防止前苏空军的可能入侵。但1989年后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双方政治关系急转直下，“和平典范”随之流产。中国数亿美元打水漂不算，几架样机还被美方赖下不还，并做机械和技术解剖，将数据赠送给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合作的夭折也许事出偶然，但“和平典范”计划的确反映了中国有关方面的思维幼稚。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工业，除非双方有着深厚而相对久远的共同利益，否则，潜在对手必以毁灭、压制为最高目的。“和平典范”计划即暗含此意。尽管中美当时已建交7年，但毕竟美国是出于联中抗苏的政治动机，根本上并未视我为真正的全球战略伙伴，岂肯以全力助我？想想之前美国怎样以赠售波音-707和MD90客机合作制造计划扼杀中国“运十”，后来又如何操纵以色列延误中国预警机计划的，就知道美国是怎样的战略动机了。

 

由于中国军事工业的全面落后，对外合作是必要和必须的，但必须力戒单纯的一相情愿。特别是将自己战机飞到别人车间接受改装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处于战术上的受制于人状态。同样的错误后来在预警机计划时又重犯一次，不，还有“空军一号”的窃听器事件。我就不明白：改装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自己的飞机制造厂进行呢？说起来这不过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但想想中国在“和平典范”和预警机事件中的经济和国际形象损失，就知道这个“技术细节”的背后，是孙子“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大道理了。

 

 

中国航空工业有个职业习惯，一旦某个型号问世，接着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深挖不止，改进改进再改进。歼六是这样，歼七是这样，歼八亦然。原因是创新需要冒失败风险，而翻新则总能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可以双“丰收”。把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不断翻新上，哪还有可能创造出新东西？中国航空工业56年来之所以乏善可陈，原因多多，但敲敲打打逢缝补补过日子的思想，是重要原因之一。“和平典范”计划终止后，中苏关系又突然转暖。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第三代战机SU－27。此时，原歼八研制单位深怕歼八II系列遭冷落，因此带来巨大经济和政治损失，竟快马加鞭地提出把准备应用于新一代战机上的技术——即鸭式前翼和线传操纵加装在歼八－II上，成为歼八－III，并毫无实战根据地宣称歼八－III将具有与F－16CD相抗衡的总体战力。于是，在苏式战机大批引进和生产的同时，八－II系列竟又一次获得新生。但这种新生，究竟是国家利益、军队利益的胜利，还是部门利益、本位利益的胜利？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工业根本没有一点竞争机制的萌芽，漠视优胜劣汰自然规律的结果，自然是彻底窒息创新的一切可能。美国从“二战”时即引入竞争机制，无分国有私有企业，有实力者皆可公平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许私有企业存在，当然不存在其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的问题。而就是国有企业，一般民品企业也休想分军工企业一杯羹。在不多的几个飞机设计研究所和制造厂，基本上是一家抱着一张大“饼”，你生产强击机，我生产重型歼击机，他生产轻型歼击机，另外一个生产轰炸机。都有“大饼”吃，谁也不去夺别人的，所以高枕无忧。在这种体制下，“大家”考虑的不是我比你的好，而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生产你的，我生产我的，只有手里总是有东西，就总是会有经费，有饭吃。这就是中国各个飞机制造厂都热衷于改进不积极于创新的原因。政治学上有个权力产生腐败，腐败导致灭亡的公式；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垄断导致停滞，停滞必然带来落后的公式。

 

笔者去年去某军工厂，竟发现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某强击机，还在进行最新改型，被装上了精确武器打击系统，让笔者惊讶得目瞪口呆——导致此机型过时的主要原因乃是航程和载弹量，不从这里做文章，就是给这只“老麻雀”装上一双“鹰”眼，又有什么用呢？明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装？话题追到底，就追到了机制。很多人总对中国战斗机比国外战斗机性能落后痛心疾首，岂不知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不仅仅是技、战术性能的较量，而是双方战斗机所在国之工业实力、技术实力和生产机制之间的较量！一个在孕育中就已经处于弱势的孩子，试图在成长和搏斗中战胜别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具体情况是我这个外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我总有一种杞人之忧挥之不去：这种机制不破，中国航空工业创新的潜力是有限的，而中国空军的雄心壮志也永远无法得到技术和物质支撑。

 

世界上广受争议的战机不少，但像歼八这样从开始设计一直到使用、改进、延寿，四十多年始终在争议的，却是不多。除了国内有关方面和人士，国外对这款战机也颇多评论，最著名也最全面的，当数巴基斯坦著名试飞员纳迪姆巴哈德中校。该中校曾试飞中国歼八II飞机并对该飞机作出评估，在他和其他飞行员的建议下，一向有购买中国武器传统的巴基斯坦最终没有购买歼八II。

 

最近在接受《航空俱乐部》杂志采访时，巴哈德说：虽然歼八II的高空高速性能优秀，但这已经没有实战意义。F-16、幻影-2000装备先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和射后不管导弹，即使歼八II在最大速度与最高升限超出它们，也很难摆脱导弹的追踪。巴哈德说，歼八II机动性与使用经济性很差，不是多用途空优战机的选择，还不如中国成都飞机公司由歼七改进而来的双三角翼带前缘襟翼的J7MG或J7E。巴哈德还很内行地说，由于沿用纯三角翼，造成歼八II机身非常非常细长。但现在飞机的发展趋势是尺寸小而推重比大，尤其突出的是中、低空性能和机动格斗能力。歼八II是世界上细长比最大的战斗机，但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只有17.8吨，低于苏-27的20.6吨，F16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3.1吨，欧洲阵风、台风战斗机，和F16差不多，但苏-27和F16都要比歼八II短。通过对比，我们认为歼八II的空重和最大起飞重量与其身长不成比例，这就好比一个修长的人并不说明他是强壮的。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认为一是发动机推力小，中国现有的WP-7或WP-13发动机都是50年代苏联的P11、P13涡喷发动机仿制品，比涡扇发动机推力小、噪声大、油耗高；二是机翼形状和增升设计不合理；三是复合材料很少，机内油箱体积很小，有效空间很少；四是缺乏优化设计和修形，包括操纵系统、挂架布局、起落架收放形式，座舱太低，风挡视野不好，腹鳍太大，机翼的翼刀，水平尾翼有防振颤配重；五是武器载荷不高，主要是一门23毫米双管炮，2-4枚格斗导弹，2具火箭发射巢或4-10枚炸弹，这些武器并不比J7多；六是火控雷达不够先进，我没有见到中国的歼八II携带精确制导武器和反舰武器的情况，那意味着我们的对手可以轻易地攻击我们，而我们只能挨打。巴哈德说，我们不愿购买它的理由，还因为80年代末，根据中国和美国达成的“和平典范”计划，中国曾经把这样的飞机送给美国人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显示，美国人把它拆解后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然后又重新组装，美国人甚至还自己仿造了一架，所以我们认为它对整个世界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技术秘密可言。这样的武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有巨大风险的。中国军队可以接受这样的武器，但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个巴基斯坦的空军中校最后总结说：总体上我认为歼八II是世界上最后一种第二代战斗机，它不仅落后于米格-23，和F-104，F-5、F-4、幻影F1、J37相比也处于下游。我知道中国人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和金钱，但我不认为它是一架成功的先进战斗机。如果非要对歼八II进行改进的话，我想可能是彻底的改进，重点在于翼型改进、缩短机身、换装发动机、发动机进气口前移、抬高加大座舱、改变腹鳍、改变主落架支柱、缩短机身、改变垂尾形状。但这样的改进等于重新设计一架飞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其他的选择，JF-17（CF-1枭龙）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台湾《军事家》杂志，对歼八II的评价是：性能不佳的“空中美男子”，认为歼八－II进行了配备两具WP－13AII发动机、换装新式雷达、加装拦截用射控电脑和头盔式瞄准具、加装自动驾驶仪、装备雷达导引中程空空飞弹和空对地火箭，相对于歼八总改率达70％，488项成品中有157项创新的情况下，其总体性能已优于F－5E，但与米格－29，F－16，幻影2000等第三代多用途战机匹敌仍有不小差距。

 

关于歼八系列的过去和现在，人们已经说“累”了。除非歼八系列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某一世界注目的现代战场，并奇迹般地一鸣惊人，否则是无法杜悠悠之口的。但这个天方夜谈般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流失，似乎越来越飘渺。现在人们以最后的力气在争论的是：歼八还能在未来的岁月里飞多远？

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歼八的基本性能和现代及未来的空中作战环境，还有多少可以适应的地方。我个人认为，歼八已成强弩之末，即将接近尽头。

 

从世界空中战争大趋势看，如果说1981年以色列袭击巴格达核反应堆；1982年马岛战争，1986年美国万里空袭利比亚，都不足以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和思考的话，自海湾战争以来，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很可以说明现代空中战争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含义了。

 

朝鲜战争时，空中格斗虽然时有发生，但对整个空中态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对整个战场上军事态势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越南战争时，空空格斗已不多见。这从12年的战争美国只出现3个王牌的事实中也能得到证明。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都证明，信息化的远程精确打击（对地、海），成为现代战争的主流。未来作战，是系统对抗，不重平台之单项性能；在系统对抗失败情况下，不会有对称的空中格斗，远程、进程都不会有。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空军司令驾驶米格29在没有发现目标情况下被荷兰F-16击落，就是明证。南空军的米格-29尚无与对手平等空战的机会，何况歼八？

 

由于天基雷达、预警卫星的一览无遗，地空导弹和空空导弹射程空前增大和性能极其优良，高空已是极度危险的领域，高速也基本没有意义的指标。注重远航程，大载弹量，强突防性（隐形或低空），多用途是现代及未来战机的发展方向。如此，以格斗为主要能力的歼八系列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相对说来，我更看好“飞豹”。

 

从中国空军攻防兼备的新战略来看，以防空歼击性能为主的歼八前景也不怎么光明。如果作为重型战斗机的歼八系列，真的能够担当起“攻防兼备”这四个字的话，中国本无必要花费巨资引进苏式系列飞机。事实上，中国航空工业要以国产战机为中国空军撑起这四个字，还需要若干年艰辛的努力。我不知道歼八系列何时退役，但可以断定未来中国国产新型攻防机队里，不会再有歼八系列的身影。我不相信这个浑身挂满现代电器的时髦“老头”，还能继续跑进第四代战机的阵列。

 

当我凝视飞翔的歼八，那是一个横陈在中国天空上跨世纪的感叹号。而当我注目静止地方歼八，那又是一个斜画在大地上的问号——比如，由于当年对歼六、歼七的不断挖潜，导致中国航空工业失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机会，丢掉了20年，从此落后世界军机一代的时间；而在歼八Ⅱ缓慢发展不断改型的20年，又是一代新型战斗机诞生的时间。应该不应该对这种军机的发展思路进行必要的检讨？明知歼八Ⅱ不是好的飞行平台，改进潜力不大，却依然采用贴花的方式，不断把最新技术装上去。有了错误，是断然终止错误还是不断地以技术试图掩盖、弥补或修正错误？未来战机发展，是发展专用平台还是预留多种用途空间的平台？

 

我不想简单地说，歼八系列的研发是一个貌似成功的败笔，毕竟每一个事物都应该从不同的视角，作全方位的打量。其实，就歼八论歼八，无论正确与否，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那已经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但“兵者，国之大事”，对事关国家安危、兴亡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国防装备，以善意的愿望进行必要的反思甚至批判，却是我们素来欠缺而应该倡导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失败的教训比片面宣扬成功的经验对于未来的发展更有价值。外军非常关注败仗研究，甚至开设失败学。我军最近也在呼吁改变各行各业千篇一律唱赞歌的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不可怕，无视失败甚至掩饰失败，自欺欺人才可怕。直面失败，总结教训，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再有“教训”。未来战争，空军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一些空军实力强大的国家，空军甚至已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我们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首先必须关注空军。空军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发展，中国航空工业成就巨大，但教训也同样巨大。在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鼓励自主创新的今天，在第三代战机即将退出空中舞台，第四代战机已经登场，世界即将展开又一场研制竞赛的时候，回望歼八这一页一言难尽的历史，总结歼八系列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建设一支强大的、攻防兼备的新型中国空军，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