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 帆 沧 海

斯蒂芬・李维特  斯蒂芬・杜博纳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一个工地外，29岁的拉谢娜坐在一辆SUV的引擎盖上。她面孔精致，一头直发，虽然双眼无神，还是显得年轻。

 

拉谢娜正在讲述自己的谋生手段，她列出了四大渠道：偷东西销赃、为贩毒的街头团伙望风、理发以及卖淫。

 

 

在距拉谢娜等街头妓女“工作”地点仅仅几英里的一个社区，住着一个女孩，其收入是拉谢娜所不能想象的。她名叫安莉，也是一名妓女。 但她的结论是，自己不必为了多挣钱工作更长时间。

 

事实上，她工作得越少，挣得越多。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从历史上看，男人一直比女人活得轻松。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偶有例外，但在所有重要方面，女人过得都比男人辛苦。虽然男人要参加战争，从事重体力劳动，但预期寿命一直长过女性。 多亏了分娩上取得的医学突破，女人的预期寿命终于超越了男性。尤其在发达国家，女性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今日美国、英国或日本女孩的生活质量与一个世纪前的姐妹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无论是从哪个领域看----―教育、法律、投票权、就业机会，等等----―现在做女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幸福。

 

但是身为女性，还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牺牲。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兹发现，与男校友相比，哈佛大学毕业的女性收入平均少一半以上。即使是只考虑全职工作者，严格控制其他变量，戈尔丁和卡兹也发现，哈佛大学女生也比男生收入少30%.

 

但是，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女性占据统治地位----―色情业。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上：自古以来，无论在哪儿，男人都希望在免费之外，还能享受更多的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女性以适当价格提供性服务满足他们需要的情况。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是适当的呢？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苏蒂尔・凡卡德希在芝加哥读研究生那几年，和一个街头团伙打成一片。这个团伙控制着当地一个街区，凡卡德希借此研究地下经济，开始搜集关于当地妓女的数据。

 

就卖淫这样一个敏感话题来说，传统调查方法不一定会得到可靠的结果，所以凡卡德希雇佣了线人，和妓女一起站在街角或坐在妓院里，直接观察他们交易的方方面面，顾客一走就尽快搜集细节。

大部分线人过去做过妓女，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得到诚实的回答。对参加调查的妓女，凡卡德希也额外付费。他的理由是，如果她们愿意为了钱而发生性关系，那么肯定也愿意为了钱谈论这种关系。事实的确如此。

 

他发现，一名典型的芝加哥站街妓女一周工作13个小时，其间发生10次性交易，时薪约为27美元。所以她一周的实得收入约为350美元，这还包括平均20美元从顾客那里偷来的钱，以及取代现金支付的毒品。 她们年收入只有大概18000美元，即使和芝加哥100年前的那些收费低廉的妓女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当时一个在“一元屋”的妓女一年所得相当于今天的76000美元，如果是在芝加哥Everleigh俱乐部那样的高级妓院接客，年收入更是相当于今天的43万美元！

 

为何妓女收入下降得如此之快？因为需求在大幅下降。不是说男人的性需求下降，他们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卖淫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最怕竞争。 谁是妓女最大的竞争者？很简单：任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来，性风俗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个世纪前，“一夜情”这个词儿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利益朋友”（friendsw ithbenefits，指有性关系但不是情侣的亲密朋友）。过去婚外情更难进行，遭受的惩罚也比现在严重。

 

假如一名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收入的年轻男子打算享受一下性快乐，放在几十年前，妓女是最有可能的选择。虽然看上去颇为昂贵，但嫖娼具备长远好处，不会有意外怀孕或被迫结婚等潜在的成本。1933至1942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至少20%第一次性关系是与妓女发生的。

 

现在想像这名年轻男子来到了20年后，性风俗的流变使他有了更多的免费选择。这一代男人中，只有5%是在妓女那儿丧失童贞。 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同伴们要守身如玉，直到结婚。这一代70%的人有婚前性经验，与上一代的33%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婚前性关系是卖淫业可行的替代品。随着对有偿性关系的需求降低，提供这种服务的人的报酬也下降。

 

如果卖淫业是一个正当行业，它可能会雇佣说客跟“堕落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作斗争，并推动立法，称婚前性行为是犯罪，至少要课以重税。 可惜卖淫业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中的影响太小了，虽然它跟政府高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解释了为何该行业如此容易受到自由市场的打击。

 

 

她在得克萨斯一个大家庭长大，后来离家参军，在那儿受到电子学方面的培训。七年后她退役时，在一家全球性大企业找到一份电脑设计工作，并跟一名按揭经纪人结了婚。她的生活很成功，但也很无聊。 后来她离了婚又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失败了，工作也越来越令人厌倦。

 

安莉聪明有能力，外表也相当吸引人，是名身材窈窕、待人友善的金发女郎。公司的同事们都很欣赏她，她只是不喜欢工作得那么辛苦。

 

于是她变成了个体妓女，一周只工作10到15个小时，收入却是原来的五倍。

 

她干上这一行纯属偶然。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本人在保守拘谨的氛围中长大。但身为一名年轻的离婚妇女，她开始访问在线约会网站----―她喜欢男人，喜欢性----―并出于好玩，在自我介绍中写上了“伴游女郎”。

 

“就是一念间的事，”她回忆说：“我想看看接下来会怎样。”

 

她的电脑立刻被回复淹没了。“我得不停点击‘最小化’，才能继续看下去。”

 

她决定一个周末下午两点钟跟一名男人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见面。他开着一辆黑色奔驰。安莉不知道该怎么收费，她估计50美元左右差不多了。

 

他是一名牙医，已婚，彬彬有礼。一到房里，安莉就紧张得把衣服脱了。她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形，“一片模糊”，但感觉“一点也不古怪。”

 

事毕，男子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些钱。

 

“你以前没干过这个，是吧？”他问。

 

安莉想撒个小谎，但没成功。

 

“好吧，”他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他开始给她上课，告诉她应该更加小心，不应在停车场与陌生人见面，事先应对客户有所了解。

 

“他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安莉说：“直至今日，我仍对他心怀感激。”

 

那人离开后，安莉数了数梳妆台上的现金：200美元。

 

“多年来，我都是往外给钱，因此有人给我哪怕一分钱，也觉得惊讶。” 她立即打算当全职妓女，但担心亲友会发现，于是决定慢慢来，先与外地客户约会。她缩减了电脑设计工作的时间，却依然觉得它太无味，于是她决定搬去芝加哥。它虽然是个大城市，但足够平民化，不会像纽约、洛杉矶那样让人有压迫感。

 

她建了一个网页（电脑技术派上了用场），经数次尝试，确定了最能帮她吸引目标客户的性服务站点。单干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无需与别人分享收入。过去安莉可能会为Everleigh姐妹这样的人工作，她们对姑娘出手相当大方。但网络使得安莉成为自己的老板，一切财富都收入囊中。

 

关于网络“去中间化”（指取消代理商或中间人）的可怕能力人们已说得很多，在旅游、房地产、保险、证券债券销售等行业尤其明显。但没有比高端卖淫业更适合“去中间化”了。

 

单干的缺点是安莉要筛选潜在客户，保证他们不会把她揍一顿或抢劫她。她找到一个简单聪明的办法：每当有新客户出现时，她一定要确定对方的真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后才会定下约会。约会当天早上，她会打电话到对方办公室，表面上说多么期待相见，其实是暗示对方，自己可以找到他，出了什么事，后果自负。 “没人愿意在办公室看到疯狂的妓女，”她微笑着说。

 

至今为止，这种战术安莉只用过一次，那是因为客户付了她假钞。当安莉出现在办公室时，对方立即乖乖地拿出了真钱。

 

她在自己的公寓见客，主要是白天。客户大部分是中年白人，80%已婚，他们认为白天工作时间溜出来比晚上出来好，否则还得向妻子解释去向。 安莉也很高兴，这样晚上她就可以看看书、电影，或者随便放松一下。她把收费定在300美元一小时，这是行价，偶尔打个折：两小时500美元或者12小时“伴游”2400美元。

 

60%的约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她的卧室----―她笑称为“办公室”----―里面最显眼的是一张维多利亚式大床，轻纱从桃花心木做成的柱子上垂下。 不久前一名魁梧的绅士把床弄坏了。安莉没有责怪他。“我告诉他早就坏了，很抱歉之前没修好。”

 

她是那种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这对她的成功颇有裨益。她真诚地喜欢那些来找她的男人，而对方也因此喜欢她。他们经常会带来礼物：100美元的亚马孙礼物卡、精致的酒瓶（客人走后她会去Google上搜它的价值），还有人送过她一个全新的M acBook电脑。这些男人对她甜言蜜语，称赞她的外貌或室内装饰。在许多方面，他们待她就像很多妻子期盼的那样。

 

大部分和安莉一样的女孩自称“伴游”，但安莉并不粉饰太平。“算了吧，”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提到一位每小时收费500美元的姑娘。“她认为自己跟街上那些100美元一小时的女孩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说：一样，亲爱的，你跟她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安莉可能错了。与其说她像街头妓女，不如说她更像花瓶般的老婆。本质上说，安莉就是按小时出租的“花瓶老婆”。她并非真的在出售性，至少不只是在出售性。她向男人出售的是一种机会，一种把眼前的黄脸婆暂时置换为更加年轻、性感、刺激的老婆的机会，而且没有麻烦和长期代价。 在那么一两个小时内，她代表着理想的妻子：美丽、专心、聪明、对你的笑话有反应、愿意满足你的性欲。每次你出现在门口，她都显得很高兴。你最喜欢的音乐已经在播放，最喜欢的饮料已经冰冻好。她从不会要求你去倒垃圾。

 

安莉说，在满足客户的“非常要求”方面，她比某些妓女“自由度更高”。比如，有个得克萨斯的家伙定期会飞来找她，让她穿戴他藏在公文包里的一套古怪性用品。但有一点，她要求客户一定要戴安全套。

 

如果有客户愿意出100万美元，条件是不戴安全套呢？安莉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表现出对经济学家所谓“反向选择”的敏锐理解，她说仍然不会接受，因为任何愿意拿100万美元来进行不受保护的性生活的客户肯定十分疯狂，无论如何都要避开。

 

但我们还没有解释她是如何少做多赚的。

 

她刚在芝加哥“开业”时，出价300美元一小时，结果客户多得无法应付。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她尽可能地接生意，差不多每周工作30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付清车款，有了一定储蓄后，她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15小时，并开始考虑每小时能否多收一些，虽然一周15小时的工作量已经可以带来每年20 万美元的现金收入。 最后她将价格提到每小时350美元，以为客户数量会下降，但是没有。因此几个月后，她再次将价格调到400美元一小时。需求还是没有明显下降。对此安莉反而有点不高兴，这证明她一直以来收少了。 但至少她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收费波动，实施经济学家所谓的“价格歧视”。对最喜欢的客户，她按老价格收费，同时告诉那些一般的客户，现在价格已经提到400美元。

 

在商业世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价格歧视的。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些客户必须具备清晰的可识别特点，使得他们愿意或必须多付钱（一些劣质客户退缩了，安莉就有充分理由甩掉他们，毕竟客户还多得是）。 商家必须有能力阻止产品转售行为，以免有人从中套利。就卖淫业来说，转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大部分公司都可以在愿意的时候从价格歧视中获利。商务旅行者对此再了解不过，与提前几个月预订机票的度假者相比，他们在最后一刻买的飞机票价格往往高出好几倍。

 

没过多久，安莉又把价格提高到了每小时450美元，几个月后再次提高到500美元。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安莉提价幅度高达67%，而且没有看到客户需求有实质上的下降。

 

她的提价行动还揭示出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她收费越高，需要发生的性行为就越少。收300美元时，她有一大串“一小时约会”，每个男人都要满足；但收 500美元时，她的时间常常是花在喝酒和吃晚餐上。“往往是长达四小时的浪漫晚餐，最后以20分钟的性活动结束”，她说，“虽然我跟收300美元的时候一个样，还是那个女孩，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

 

她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因为那是2006-2007年，对很多银行家、律师和房地产商来说是黄金时代。但安莉也发现，购买她服务的大部分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都是“价格迟钝型”消费者。性需求似乎跟大经济环境是脱节的。

 

拉谢娜这样的街头妓女从事的大概是美国最差的工作。但对安莉这样的精英妓女来说，情况完全不同：高薪，弹性工作时间，相对较低的暴力或被捕风险。所以真正的困惑不是为何安莉这样的女孩会成为妓女，而是为什么更多像她一样的女孩没有选择这个职业。

 

毫无疑问，卖淫不适合所有女性。你必须能够享受性，乐于做出某些牺牲，比如没有丈夫（除非他非常宽容，或非常贪钱）。但是，在时薪500美元的诱惑下，这些缺点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当安莉向一位长期女友透露自己已成妓女，并描绘了新生活之后，没过几周那个女孩便加入了这一行。

 

安莉从未被警察找过麻烦，当然也不希望那样。事实上，如果卖淫真的合法化，她会抓狂，因为她的高收费正是建立在所提供服务是非法的这一基础上。

 

总的来说，安莉是一个精明的个体户。她知道如何把管理费用控制到最低，保持质量控制，学会运用价格歧视，非常了解供需的市场力量。她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即便如此，安莉也开始寻找退出的策略。她现在30岁出头，虽然仍很有吸引力，但也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不能长期保鲜的。她很同情那些年老的妓女，她们就像年老的运动员一样，不知道应在合适的时候退役。 她也厌倦了过那种秘密的生活。亲友不知道她是妓女，长期的欺骗令她筋疲力尽。唯一可以袒露心声的是同行，但她与她们关系又不亲密。

 

她存下了一笔钱，但还不够退休，因此她开始考虑下一项事业。她考到了地产中介执照----―当时房地产业非常繁荣，新旧工作的转换似乎也较为容易，因为两者都是弹性工作制。但是打同样主意的人太多了。当安莉知道必须把一半的佣金交给中介行时，她目瞪口呆。没有哪个皮条客敢抽取这么高的提成！

 

最后安莉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回大学读书。她要总结自己从卖淫中学得的知识，如果一切顺利，再带着新知识投身某个职业----―可以付她疯狂高薪，又不必辛苦劳作的职业。 她选择的专业？当然是经济学。

 

作者注：安莉不是文章主角的真名，但其他事实都是真的。过去两年来，我和她一起度过了大量时光（两人都穿着衣服），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复核了她的分类账目，参加了她偶尔在芝加哥大学犯罪经济学课程上所作的讲座。不少学生说这是他们大学几年中听到的最好的讲座，这既是对安莉的见识的赞赏，也是对其他教授的控诉。

吉方平（凌河）

 

    一个泊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了他们的１00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５０名公共知识分子"，引出了舆论哗然。

 

    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泊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漂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历史和现实中，出现过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泊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惟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惟有乞怜他们才能"代言"。这不仅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和舆论现状的武断错判，而且是一种新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振聋发聩的意见"，成为公众的"意见领袖"，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一些专家学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中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再也不甘寂寞，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十分明显，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无疑是要把知识分子引上邪路。

 

    类似"公共知识分子"论这样的概念，只是一点噪音和杂音，并不能影响我们社会舆论的主调，但我们也不能失之轻心。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化的态势，关键是要清醒、坚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在林林总总的思潮前迷失方向。

    （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5日）

 

    【申报资料实录】

    作品评介：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正确舆论导向，对去年下半年流行一时的错误倾向首次进行了及时准确的批评，观点鲜明，有说服力、有针对性、有时效性，有力地表达了党的机关报坚定、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战斗的批评锋芒。文章精干洗练、文笔犀利有节。

    采编过程：11月１１日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传达中宣部郑州会议精神，并要求进行必要回应。尹明华总编辑当晚向本报评论员布置任务提出要求，两篇批评"媒体公器论"和"公共知识分子论"的评论，分别于次日即11月１２日和１５日在《解放论坛》刊出。

    社会效果：评论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11月２７日指示："云山并炳轩同志：此文批评得好。要引导媒体不要鼓吹'公共知识分子'论，因为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要旗帜鲜明地宣传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于１１月２２日批示："报刊需要这样观点鲜明、有说服力、有针对性的文章。请炳轩同志商王晨同志，人民日报可否开辟一个文摘类的专栏，选发各地党报的评论。"《人民日报》于11月２５日在"理论版"全文转载；中宣部新闻局发出《阅评专报》表扬此文；全国数十家报、网予以转载。

看了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的文章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就我所看到，武对于政府和媒体的关系的阐述可能是这些年来最为解放的言论，而且表述得较有体系，比近来传播甚广的李毅中“媒体不是中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调查组”的“三不”论又跃进了一大步。

 

在武和平的文章里，对媒体性质的表述是“社会公器”——“政府由人民授权，通过行使行政权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

 

尽管“媒体公器”论早已不新鲜，在我印象里，这却是第一次听到一位政府官员直接将媒体定位为“社会公器”，朱镕基当年视察《焦点访谈》的题词未用“党的喉舌”论，而代之以“群众喉舌”，不过还是使用了“喉舌”这个色彩比较强烈的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而在2003、2004年，“社会公器”论还是被批判的对象。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经在“三项学习教育”的有关文献中明确指出：“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已经成为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重要工具。他们竭力宣扬新闻媒体应成为所谓“社会公器”、成为制衡党和政府的“第四权力”，实质是否认新闻的党性原则，否定新闻媒体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他们竭力宣扬所谓“新闻自由”，实质是要让我们放弃新闻管理，改变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最终搞乱人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党和国家。”

 

《南方人物周刊》的同仁应该记得，2004年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署名“吉方平”的评论员曾经发表过着名的《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在此之前，这位评论员名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的文章也曾引起广泛注意。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毛体一样的铿锵有力：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现在这篇文章作为“精品欣赏”可以在中华记协的网站上看到，下面还采编过程和社会效果的评析：11月１１日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传达中宣部郑州会议精神，并要求进行必要回应。尹明华总编辑当晚向本报评论员布置任务提出要求，两篇批评"媒体公器论"和"公共知识分子论"的评论，分别于次日即11月１２日和１５日在《解放论坛》刊出。

 

所以武和平的言论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说明公安部在意识上的创新，是透露政治改革新动向的各种管道之一，还是说……没有认真学习过中宣部的精神？

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
——回应“媒体公器论”

 

　　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社会公器论”， 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就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事实上，西方的“社会公器论”只是一个虚伪的口号，可以这样说，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是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界定，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因此，党性是媒体的生命线；强烈的党性要求我们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天然结合起来。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本质是执政为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一党一己的私利；同样，人民的心声须要通过党和国家的意志才能变为美好的现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的媒体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党管媒体”写入党的历史性文献，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媒体生存发展的规律。总之，我们的媒体，是党领导下的喉舌，绝不是什么“社会公器”。

 

　　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言论监督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加强。然而言论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一种民主形式，绝不是媒体“独立”的包打天下。进行言论监督，要讲党性，一是出发点要正确，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满腔热情地有利于改进工作；二是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切实做到批评有回音、监督有效果、整改有下文，最终起到既解决问题、又振奋人心的效果；三是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受类似“公器论”那样的口号的迷惑。

 

来源： 解放日报 作者：吉方平